俄罗斯国家杜马同意普京指定米舒斯京出任俄新总理

俄罗斯国家杜马同意普京指定米舒斯京出任俄新总理

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海外网1月16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批准总理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政府辞职请求,并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提名现任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同意普京指定米舒斯京出任俄新总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日报道,据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结果,383名议员赞成米舒斯京出任总理,零票反对,41人弃权。

早前克宫网站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成立拟议宪法修正案工作小组的命令。

米舒斯京与统一俄罗斯党磋商会的一名与会者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占现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多数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支持米舒斯京出任俄联邦总理。该与会者称,“(统一俄罗斯党)一致同意”。

米舒斯京于1966年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1992年获得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现为莫斯科国立工艺大学“斯坦金”)研究生学历,2010年获得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学院(现为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米舒斯京于1998年进入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当时称“国家税务局”),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表示于2004年被任命为俄联邦不动产地籍署署长,然后在2006年出任俄联邦经济特区管理署署长一职。

2008年,米舒斯京辞去政府职务,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担任UFG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和私募股权部门的负责人。随后,他于2010年重返政府部门,担任联邦税务局局长,开始领导俄罗斯联邦税务局。(海外网 王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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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反腐败“成绩单“亮眼:查处省管干部408人

2019年反腐败“成绩单“亮眼:查处省管干部408人
制图/李晓军   ●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   ●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二是强化标本兼治;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   ● 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2019年12月26日14时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年度最新一条执纪审查消息,“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怀柱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信息发现,2019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省管干部408人。   对比发现,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数量与此前两年基本持平,但通报执纪审查的省管干部数量大幅度增加。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此外,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领域,出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紧盯关键少数没有放松 查处省管干部数量上升   李怀柱被查时,已经退休3年有余。   身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的李怀柱,一直在教育系统工作,是教授、高级工程师职务。   履历显示,李怀柱19岁就参加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入山西矿业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学校担任教师。   2000年12月,李怀柱走马上任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一职,次年升任学院党委书记。   随后几年间,李怀柱先在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任上短暂过渡,接着到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直至2016年5月退休。   值得注意的是,李怀柱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前一天,“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赵全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被通报执纪审查的首个领导干部,是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正厅级)包洪建,时间是2019年1月2日。   2019年7月,包洪建被“双开”。两个多月后,他因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贪污等罪,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四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019年首个被查的中管干部,则是中国科协书记处原书记陈刚,被通报执纪审查的时间是2019年1月6日。10个月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陈刚受贿一案,他被指控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8亿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通报信息统计,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20人,与此前两年持平(2017年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18人,2018年则是23人)。   在省管干部方面,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408人,与此前两年相比大幅度增加(2017年是221人,2018年是354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9年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达62人,是此前两年通报执纪审查数量之和(2017年9人、2018年15人)的两倍多。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就此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称,观察上述数据,首先要关注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个背景决定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不同于此前年份。   “从数据上看,2019年的反腐败成绩单引人注目,反映了当前反腐败力度仍然没有放松、反腐败工作仍然按照既定目标推进、高压反腐态势仍然保持,由此查处的中管干部、省管干部这些‘关键少数’干部数量仍然保持高位并呈现增长态势。”庄德水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数据表明,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以后,反腐败战略从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要构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但是不敢腐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打击腐败这一手依然不能放松。 将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 确立反腐败工作大格局   李怀柱被查的同一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称,“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晓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受审查调查的陶晓峰,1985年参加工作就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央行会计司监督检查处副处长、内审司业务审计处处长、内审司副司长等职务。   2012年7月,陶晓峰调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总经理,5年多之后升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其开始担任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被注明为正司局级。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公司是经财政部和银保监会批准,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注册登记的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   此外,陶晓峰接受审查调查,也意味着2019年因涉腐被执纪审查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名单再增加一位。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显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9年总计通报执纪审查32名金融单位领导干部,其中,中管干部3人,中央一级及省管干部29人。   涉腐的金融单位领导干部的来源,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监管机构等。   在庄德水看来,这正是2019年反腐败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取得突出成效。   “比如在金融领域强力反腐,甚至刮起金融反腐风暴。”庄德水说。   2019年1月11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召开,随后发布的全会公报指出: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部门和行业的监督,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   “2019年的反腐败工作,中央是以重点领域为反腐败工作突破口,以点带面撬动整个反腐败工作格局,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庄德水认为。   我国在重点领域推进反腐败的另一个体现是深挖涉黑涉伞腐败。   2019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通报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原副主席肖军的执纪审查信息,直接点出其“在担任太和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涉嫌涉黑涉伞腐败”。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此前通报执纪审查信息时,并无太多信息公开,此次点明“涉嫌涉黑涉伞腐败”尚属首次。整个2019年,总计有6人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而接受审查调查。   “2019年反腐败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精准反腐,履行了中央提出的突出重点、精准有力目标,强化了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监督;二是强化标本兼治,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过程中更加注重统筹性、系统性,提升了反腐败综合效果;三是深化基层反腐败,通过巡视巡察一体化等方式强化治理了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法制日报》记者总结称。 建立健全监察法律体系 树立中国特色廉政自信   2019年,多部党内法规颁布实施。   1月1日,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开始实施,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做到正人先正己。   1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印发实施,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7月,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以确保国家监察权规范和正确行使。   9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此外,《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等颁布实施。   宋伟认为,这些党内法规的颁布实施,既说明我国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撑,同时说明中央更加注重从制度完善角度降低腐败风险,逐步推动反腐败治本效果。   在宋伟看来,还需要突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的重大意义,“为反腐败制度体系完善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指南,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顶层设计”。   杜治洲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法规母法的颁布,为党内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权威依据。修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反腐败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庄德水看来,这些党内法规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也为整个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着力建立健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监察法律体系,推动制度反腐、法治防腐。   庄德水还提醒说,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基础上,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跳出反腐败成绩单看待我国的反腐败工作。   “我们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大大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同时建立健全反腐败制度,使权力的运行和监督程序化、制度化,所以现在应该到了总结和提炼我国所采取的反腐败战略、策略、措施的中国经验的时候,构建廉洁自信,与‘四个自信’并行。”庄德水说。(记者 陈磊) 责编:李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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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跨越式”奔小康

助力“跨越式”奔小康
当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易地扶贫搬迁便成了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十三五”期间,我国计划对1000万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在青海省考察时指出:“一定要把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 按照“搬得出、留得下、能就业、有保障”的要求,各级政府在安置区着力发展产业、调整经济结构、拓展增收渠道,各地搬迁群众生活正实现“跨越式”奔小康。 几辈人告别“穷窝窝”,迎来新生活 短短数年时间,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境内寸草不生的“沙窝子”上,兴起了由独门独院的住宅、蔬菜日光温室、养殖暖棚组成的现代化乡村,还有基础设施齐备的乡村广场、崭新校舍、柏油马路…… 3年前,30多岁的芦喜年把家搬到这个生态移民区——黄花滩富民新村。 搬迁前,他们住在古浪县南部山区,吃水靠挑,生活靠天。在芦喜年的记忆里,打小“离开大山”话题就被村里人挂在嘴边。但直到自己成家有了孩子,大家还生活在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日子,芦喜年开始下山打工,去过县城,远走新疆,奔赴福建……不管走多远,山里的家都拴着他。 2016年,他所在村子真的实现了集体搬迁。在新村,芦喜年一边经营蔬菜日光温室,一边着手建养殖暖棚。春节一过,他还将发展一个养殖规模达千余只羊的养殖场。 “眼前的生活是几辈人的梦想。”芦喜年说,消除了“后顾之忧”,有了更多精力脱贫致富。 目前,黄花滩富民新村已搬迁安置山区移民1379户4580人,有6个小区、16个村民小组;村内有小学1所,幼儿园1所,标准化村卫生室6所。 也是在3年前,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加羊索南一家告别了高原。过去,他们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尖扎滩乡羊直村,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以放牧为生。 谈起过去在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原上的放牧生活,加羊索南说最怕两件事:一是怕雪灾——不期而至的雪灾常常在一夜间让羊群遭受灭顶之灾;二是怕家里有人生病,“自从搬下山后,再也不用怕了”。 加羊索南的新家,是位于黄河岸边的昂拉乡德吉村——一个由30多个贫困村的251户村民组成的易地扶贫搬迁新村。 加羊索南介绍说,“德吉”,在藏语中是“幸福”的意思,今天居住的这个黄河岸边新村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交通便利,跟过去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谁能想到,我们牧民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青海省近12万贫困人口被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绝大多数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众彻底告别了“穷窝窝”,迎来了新生活。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要想稳得住,产业要先行。 虽已入冬,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毛坝乡的千亩莓茶园却郁郁葱葱,48岁的宁秋菊正忙着在茶园修枝除草。 宁秋菊是毛坝乡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居民。2018年,从山上搬来的宁秋菊一家3口分得3亩莓茶园,还在乡政府门口开了一家面馆,每月固定收入超过2000元,很快实现脱贫。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宁秋菊充满感激。 这个安置小区的搬迁户,不论老人孩子,每人分得1亩莓茶地。截至2019年10月,毛坝乡莓茶种植面积已超过万亩,带动易地扶贫搬迁户和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1600人脱贫摘帽。 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以往农闲无事的村民忙得正欢。李应川家日光温室里种植的1亩多辣椒喜获丰收,外地客商的冷藏货车停在温室外,他和妻子正忙着采摘辣椒。 “辣椒收获季要持续两个多月呢,预计能卖两万多元。”李应川说,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从未见到种1亩来地能挣这么多钱。 2018年,李应川一家从古浪县南部山区的横梁乡横梁村搬迁至富民新村,住进了一栋独院房子,外带一座日光温室和7亩耕地。在县农技员辅导下,李应川很快掌握了辣椒吊绳、施肥、温室通风等日光温室生产技能和要求。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考察调研时来到李应川家。 “总书记看到我们生活好,非常欣慰。”回想起几个月前的情景,李应川仍很激动。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截至目前,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已经建成日光温室6808座,养殖暖棚2.2万个,羊养殖量达30万只。到2018年底,富民新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000余元,全村已实现脱贫559户2188人。 “抬着头生活,往前看、谋发展” 入冬后天气转晴,51岁的龙金凤换上漂亮苗族服,坐上电动轮椅出门走亲访友。 龙金凤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村民。她的记忆中,过去村民出入只能依靠攀爬“天梯”,贫穷的日子看不到头。身有残疾的龙金凤越来越消沉。 2016年,湘西州在腊尔山台地上建起一座崭新的苗寨——“同福苗寨”。2017年,龙金凤作为最后一户搬迁人员,坐在扶贫工作队和乡亲们提前赶制的担架上,被大家抬出了峡谷。 如今,龙金凤的丈夫在村里成立的食品公司和工程队务工,年收入2万元。一双儿女在浙江务工,生活一下翻了身。 龙金凤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朗。住进新苗寨后,房子好路也好,她每天起来都会让丈夫给自己梳洗一番,换上干净的苗族服,坐着轮椅出去串门、唱歌。“好日子就要有好日子的过法。”龙金凤笑着说。 好日子,“激活”希望、点亮未来。 吕五十三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搬下山后两三年,村里已娶进了10个新媳妇。 吕五十三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新村村民。过去,村民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干旱山区里,村里姑娘“只出不进”,光棍一年比一年多。 2016年底,班彦村129户人搬到班彦新村,在各级政府、驻村工作队和有关企业帮扶下,产业扶持资金到户到人,初步形成多元增收渠道,当地村民实现了从“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的观念转变。 2017年,吕五十三在一年内先后给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了却心中大事。 班彦村贫困户吕有金50岁刚出头,搬迁前就处于“养老”状态。搬迁后他再也坐不住了,重新拾起了家传的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酒作坊,一年净收入超过10万元。 “要抬着头生活,往前看、谋发展。”吕有金自信地说。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任卫东、姜伟超、王朋、张玉洁、骆晓飞) 《 人民日报 》( 2020年01月05日 02 版) 责编:赵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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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频共振、相辅相成

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频共振、相辅相成
编者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优”在哪里?要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还应如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特邀百位专家纵论优势、聚焦发展。今天(5日)推出:《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频共振、相辅相成》,解读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周尚君。 开篇立论 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同频共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条件;而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改革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及时巩固、发展改革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有问必答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这个重点。其实,不只是我们中国,西方国家也重视法治。但同为法治,我们的法治模式和西方的法治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的法治模式有哪些优势? 周尚君:全面依法治国的最根本的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有力保证了中国的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安排。比较中国法治模式和西方法治模式,重要的差别就是,中国的法治模式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样一种体制优势、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决策优势、群众路线这样一种社会优势,还会有统一战线这样一种团结优势。这就是中国法治与西方法治的最根本的一些区别。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改革与法治如何助推了奇迹的产生?为什么说“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周尚君: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很多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改革成果通过立法,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借助法律所具有的稳定性、规范性、权威性,为改革保驾护航;以法律先行方式,通过授权立法和法律的及时立、改、废、释,可以发挥法律的引领、推动功能,以法律促改革;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明晰合法与违法的边界,免除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说,法治是决定改革能否长期持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法治如何为改革保驾护航? 周尚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央明确提出了“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的发展路径。法治不是固守教条,所谓“当事而立法,因时而制礼”。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也是改革。 法律是对新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合法确认和有力保障。如果完全停留在旧的体制机制框架内,用老办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者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来修修补补,是解决不了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同时反过来也不能支撑起真正的法治和法律体系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法治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周尚君:从国家层面而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从个体层面而言,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从社会层面而言,法治是要让人们过一种有序的生活方式;从精神层面而言,法治是一种文明的国家精神,呈现出国家对人类尊严的终极关怀,对良善价值的深刻洞见。 要建成一个制度健全、职能适中、经济富裕、社会凝聚力强、国际影响力大、文化教育发达的法治强国,必然要求建成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主化程度高、社会服务能力强、具有制度创新能力的成熟理性的法治社会,这也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数说优势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开启了社会主义法治新纪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进入快车道。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们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如今,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有275部,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记者陈鹏) 责编:张青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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